上诉状(2019年1月4日)

上诉事由: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2978号裁定。

 

上诉人(一审原告):方流芳

邮址: 北京 昌平 中国政法大学 公司法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教工住宅不通邮,邮件只能寄到上述“单位”地址

电话:略

邮编:102249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政法大学

邮址:北京 昌平 中国政法大学

法定代表人:  黄进

邮编:102249

 

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2978号裁定,指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理。

 

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继续履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聘任合同,撤销(2017)055号中国政法大学退休人员通知单;2.被上诉人停发上诉人工资(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业绩工资和奖金,给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上诉人将上述两项请求冠名“人事争议”并不是基于自主认识,而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由把此类争议列入“人事争议”,无论原告起诉或申请仲裁,都不得不率先给案件冠以一个“案由”——这是司法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如果当事人主张案由与法院认定不一致,不应当由当事人,而应当由颁布案由的机构负责。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12978号裁定,以上诉人于2012年11月18日年满60岁为由,认为本案纠纷的实质属于因退休年龄引发的争议,“退休年龄的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

上诉人认为:海淀区人民法院上述驳回起诉的裁定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法律推理悖谬,逻辑思维混乱;上述裁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拒绝审判找借口。以下,上诉人分别就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否定一审裁定合法性、正当性:

 

(一)一审争议之一:在聘任合同生效期间,被上诉人是否有单方解除合同而豁免赔偿责任的特权?

1.1. 教师与高校之间发生人事争议,人事争议进入法院或仲裁,其性质就是有关聘任合同违约之诉,而这种违约与报复员工的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高等教育法”第48条明文规定:“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自愿平等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教师签订合同。”不管合同名称是聘用合同、人事合同,还是聘任合同,都应有合同期限。有关高校教师聘任合同期限,法律规定从来不排除当事人双方约定,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之后,一方没有正当理由而解除合同,不管借口是不是“退休”,都应承担违约责任——这是任何正常人都会同意的道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法律本意,高校应当和教师签订书面合同,但是,高校行政当局为了掌握单方决定合同条款的权力,长期拒斥法律规定,拒不签订书面合同。

 

1.2. 在高校行政当局拒斥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通过以下文件就聘任合同期限达成一致:(1)被上诉人在2004年向上诉人颁发一级教授聘书;(2)被上诉人在2005年颁布中政大发【2005】210号《中国政法大学关于高级专家退(离)休的规定》;(3)被上诉人在2016年聘任被上诉人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所所长(任期四年)。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反复重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聘任合同的期限到2022年终止。

 

上诉人通过实际履行合同接受了被上诉人的聘任。从2017年12月到上诉期间(2019年1月),被上诉人仍然在履行合同约定的公司法研究所所长、公司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和博士生导师的义务。因此,尽管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聘任合同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一直存在。

 

至于聘任期限是否超过退休年龄、是否需要主管部门批准,这是被上诉人有义务披露、有义务在法庭举证的事,而被上诉人是以一种完全缺乏基本诚信的方式隐瞒信息,把“退休”锻造成它可以单方决定、单方解读聘任合同期限的利器,以此在教师群体中实施分化、拉拢、威胁和报复——这不是一个合法的利器,而是一个损害司法公信力、摧毁公众法治信心、侵犯劳动者权利的利器,是法院应当通过公正审判予以摧毁的利器。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2017年12月,被上诉人根据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向上诉人发出“退休通知单”,表达了单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根据”荒诞无稽,被上诉人违反法律、撕毁合同的行为不应得到鼓励,因而提起诉讼——这是争议的缘起。

 

小结:一审裁定的要旨是:公家以“退休”为由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可以豁免诉讼,都可以在“人事争议”中不战而胜,都可以任意违约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一审裁定赋予雇主任意侵犯劳动者、报复劳动者的特权,把劳动者置于任凭雇主摆布的附属地位,从根本上颠覆合同关系的平等性、双向性,充满年龄歧视、劳动歧视,试图在事业单位建立一种雇主霸权主义,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二)一审争议之二:从2015-18年,被上诉人扣发、扣减、拖欠上诉人工资、奖金和其他报酬,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3,669,756元捐赠是否应当依法出具收据?一审法院认为扣发、扣减、拖欠工资“不属于因辞职、辞退、因履行聘用合同而发生的争议,本院对此不予处理”,这不仅是曲解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而且是剥夺劳动者诉权,豁免雇主的法定义务、合同义务。

2.1.在2008-18期间,被上诉人一直没有给上诉人增加工资,而年度加薪是高校教师工资的基本政策。被上诉人应当按照本校教师的年度加薪幅度,补足被上诉人工资。

 

2.2. 在2016-18年期间,被上诉人两次扣减上诉人工资:2016年3月到2018年3月,从每月4万减少到每月1.8万;2018年3月,从每月1.8万减少到每月1万。

 

2.3. 从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被上诉人停发了上诉人工资、奖金和其他报酬长达13个。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一直安排上诉人承担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上诉人各项考核达标。

 

2.4.  2008-16年3月,上诉人在中欧法学院工作期间,被上诉人克扣了地方财政和教育部发放给上诉人的各种专项补贴,如:物价补贴、提租补贴、电话补贴、教师节补贴、书包补贴。极其恶劣的是,被上诉人伪造工资单,声称当年向上诉人发放了这些补贴(被上诉人存在虚报支出、冒领工资和吃空额的重大嫌疑)

 

2.5.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应付而未付报酬作为捐赠,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捐赠作为它对中欧法学院项目出资,该项出资为合作双方所认可。有关中欧法学院财务的第三方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08-12年,上诉人将自己应得工资和报酬3,669,756元捐赠给了被上诉人。可是,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按照“捐赠法”第6条给上诉人收据。要么给上诉人收据、表示接受捐赠,要么把这笔钱还给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得到收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获得这一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

 

小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称: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因辞职、辞退和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按照一审裁定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是用列举方法穷尽了“人事争议”的一切外延。如果一审裁定的理解属实,前述司法解释就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制度现实和法律冲突、抵触,被上诉人将依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

 

(三)一审合议庭的程序错误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3.1. 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都是被告可以单方制作和修改的书面文件。质证只能是对被告书面文件真伪和解读意见的交锋,这样的交锋没有被告代表人、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场是没有意义的。原告两次要求被告法定代表人、前党委书记、职能部门负责人作为证人到场,审判长没有回应。像这样的法庭调查,用在线问答代替开庭审判更有效率(可以省略书记员工作和当事人阅读、更正庭审笔录的时间)。

 

3.2.高校劳动关系(若称“人事关系”,本人也不反对)是有许多人参与的、活生生的法律关系,而开庭呈现的一切证据都是书面文件,没有一个证人,纯粹是在事后重构一个脱离真实存在的、可以写进裁定的“法律事实”,这样的审判不是查清事实,而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泛滥,浪费纳税人、当事人的钱财和时间。审判成为表演、形式上“走程序”,裁定或判决成为堵口说辞,这恐怕不是孤立的个案。

 

3.3.原告和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实际上都没有经过质证。两次开庭,原告、被告都是按审判长要求,各自宣读事先准备的、有关书面证据的质证意见,没有相互发问、答问和辩论,“交叉”无从谈起。这样的质证完全可以在线进行,而不需要开庭。

 

3.4.被告律师在开庭时当庭宣读答辩意见,记入庭审笔录。当原告要求获得庭审笔录时,遭审判长拒绝。原告事先通过法院向被告提供一切书面文件,而原告开庭前不知道被告答辩意见,开庭后只能凭记忆回顾被告的答辩意见,当事人接近对方观点、针对对方主张做出回应的信息获得机会是不对等的。

 

3.5.被告拒绝就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官听之任之。第一次开庭时,被告主张:被告用2015年的退休规定废除了2005年的退休规定,一级教授70岁退休的规定不复存在,并向法庭提交了2015年的退休规定,开庭之后,上诉人又就此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第二次开庭时,审判长问被上诉人“(上一次开庭)庭后原告提交申请,要求被告提供书中政大(2005)210号文件,法院电话通知被告,并要求被告提交,被告方是否将该文件带来了?”被上诉人当庭拒绝了法院要求提交该项证据的要求。被告将2015年退休规定作为对它有利的证据,又拒绝提交它声称是被2015年退休规定废止的2005年的退休规定,甚至当庭拒斥审判长的要求,而合议庭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在裁定书里对此一字不提。

上诉人提请二审法院注意:一审法院在被告拒绝提供关键证据“中政大(2005)210号文件”、基本事实无从查清的情况下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定,而原告已经多次给被告机会,要求它主动提示它单方掌握的关键证据。

 

3.6.被告一审提供的证据3和证据7是同一文件(2015年有关退休规定)。但是,只要进行简单比对就能发现:证据3、证据7多处不一致。证据3(被告证据文本第40页)有档案章,显示终身教授和一级教授的评审在发文时仍然有效,两者不参加评审。但是,证据7改了,一是标题改了,二是终身教授、一级教授之前添加了“原”;三是“或”变成了标点符号“、”。同一文本,证据3和证据7,必有一个是假的。原告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要求被告回答:哪个文本是真的?而合议庭对这种明显的伪造证据的嫌疑居然一带而过。

 

3.7.当事人和合议庭都在持续讨论退休年限问题,而一审裁定书却说,退休不在法院受案范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原告主张:2005年的文件规定,“一级教授暨校方首批聘用的博士生导师,都是70岁退休。”被上诉人(书面和口头)主张:2015年文件废除了2005年文件,原先的规定不再有效。审判长又让被上诉人提交2005年文件,退休年龄争议分明进入了质证,而合议庭在审理退休年龄争议之后,又说这不在受案范围,这与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的。

 

既然该案不在法院受案范围,法院就不应当假装“质证”,更不应当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假装要求被告提交中政大发2005(210)号文件。

 

3.8.在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虚报支出、伪造财务文件、冒领工资吃空额的嫌疑,合议庭对于文件真伪、涉案事实是否牵涉刑事犯罪完全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

 

3.9.两次开庭,合议庭都想法设法限制旁听。法庭只有四个旁听席,第一次开庭,法官给原告、被告各分配两个旁听席。第二次开庭,法庭干脆禁止旁听。

 

3.10.审判过程和裁定书的错误不胜枚举。(1)合议庭延长审限,当事人却不知道审限已经延长、为什么延长。(2)合议庭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出具任何收据,法庭收到哪些证据、没有收到哪些证据,一审法院会向二审法院转呈哪些证据,都是无从对证的。(3)一审裁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与本案毫无关系的话:“方流芳已在2012年11月18日满60周岁”,法官披露当事人身份证信息的用意是什么?既然“退休”不是法院受案范围,裁定又为什么强调年龄?(4)两次开庭,法官都没有安排任何法庭辩论,法定的辩论程序连走过场的表演都没有。(5)一审裁定书面披露的原告住所纯属子虚乌有,在西土城路25号根本不存在这一地址,中政大至少有上百名教师的户籍地址、身份证都是根据学校安排,登记在早已消失的单元楼名下。不错,虚假信息无处不在,这是中国现实,但是,法院至少可以通过询问做一点尽职调查,避免虚假信息的永久传世。

 

3.11. 当事人起诉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是受理还是驳回起诉,这些都是非讼案件的专属问题。如果是非讼案件,一审就不需要被告、不需要开庭、不需要质证,而误认非讼案件为原告、被告双方对抗的诉讼案件,这本身是一个常识错误;如果案件是需要质证和法庭辩论的诉讼案件,而起诉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这就是两个不能同真的判断。法院两次开庭、用长达10个月的时间去查清一个案件是不是在自己的受案范围,其合格性、履职胜任能力大有疑问。

 

比照“民事诉讼法”,一审裁定几乎违反了所有的民事诉讼规则,法院无视当事人诉权,形成偏向一方的前见之后,敷衍走程序,用法言法语掩盖维护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真实立场,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当事人诉权。

 

结论:一审裁定为了赋予被上诉人豁免诉讼的特权,用“受案范围”拒绝审判,又假装安排开庭审理“走程序”,是一个背离法律、毫无司法诚信的裁定,该案应当发回重审。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方流芳

201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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