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起诉状(2018年2月18日)

原告:方流芳,男,1952年11月出生,汉族,职业及职务:中国政法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所所长,住北京市昌平区中国政法大学职工宿舍。

身份证号:略

联系电话:略

 

被告:中国政法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5号。

法定代表人:黄进 (校长)

联系方式:略

 

诉讼请求:

1. 判决被告撤销2017055号“中国政法大学退休人员通知单”(证据1);

2. 判决被告赔偿停发原告工资(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业绩工资和奖金所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56万元。

  

事实和理由:

3.1. 2004年,被告通过聘任一级教授,将原告退休年龄预定为70岁,双方就聘任合同期限达成一致。2016年,被告重申同一承诺,原告信赖被告的承诺,并接受了相应增加的合同义务。2017年12月,被告试图通过2017055号“中国政法大学退休人员通知单”单方终止聘任合同,原告无法接受被告的违约行为。

3.1.1. 按照被告的规定和惯例,一级教授70岁退休,原告于2004年被聘为一级教授。

(1)2004年9月1日,被告聘请原告一级教授。被告及其代表人多次告知原告,一级教授退休年龄为70岁,70岁之后可以返聘或者援引成规,被聘为终身教授。(证据2:中国政法大学聘书,2005年9月1日)

(2)在2004年被聘为一级教授的还有王牧、樊崇义等,原告当时是年龄最小的一级教授,王牧、樊崇义等都是年过70岁之后退休的。

  当中国政法大学在2008年按教育部规定重新评审教授等级的时候,原有的一级教授序列不变,一律不参加评审。有鉴于此,原告主持全校教授的评审工作,由此可见:被告在2004年9月颁发的聘书是原告获得的最后一份教授聘书。

(3)在申报中欧法学院和提名原告担任中欧法学院院长的时候,被告校长、书记多次对教育部官员、欧盟官员表示,“一级教授方流芳今后就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刘延东访问中国政法大学、接见原告等教授的时候,校长也是这样介绍的。

 

3.1.2. 自1983年以来,国务院法规就设定了教授退休年龄可延迟到70岁以后的特例[1],而 “渐进延长退休年龄”如今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2]。即使被告和原告之间没有2004年的约定,被告剥夺原告申请高级专家延迟退休的法定权利,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3.1.3. 自2015年以来,被告一直为原告在70岁之后退休做出特殊安排,并在2016年3月指令原告设立“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法和投资保护研究所”(以下简称:公司法研究所),任命原告为该所所长,任期4年。

(1)公司法研究所是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决议成立的正处级科研单位(证据3:中国政法大学(2015)130号文件)。

(2)按照中国政法大学处级领导选拔任用工作规定(证据4),处级领导的任期为4年。

(3)按照中国政法大学(2016)13号文,原告自2016年1月20日起担任公司法研究所所长(证据5)。

(4)被告请求原告组建公司法研究所,重申原告可以在70岁以后退休的承诺,原告完全是被动接受被告的提议——如果不是被告重申延期退休的承诺,原告不可能在退休前一年接受“工作调动”,为之放弃始终没有享受过的、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用退休前的最后一年去组建一个研究所。

原告担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院长期间,外方以原告离任作为“继续合作”的条件,黄进欣然同意;原告离任的第三年(2015年),外方又以原告离开中欧法学院教学岗位作为“延期”的条件,黄进再次欣然同意。2015年3月,黄进与原告面谈,要求原告成立一个研究所,他说:“中欧法学院要继续办,希望你顾全大局。学校专门为你设立一个研究所,名称你自己定,5-7名专职研究人员你自己挑选,主要带博士生,做研究工作。”(如果黄进否定,原告可提供未经黄进同意的录音。)被告一直把原告当做交换外方“继续合作”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延期”一个筹码;而在黄进看来,设立公司法研究所属于原告离开中欧法学院的“善后事宜”。

(5)除任期之外,被告有关公司法研究所的其他安排无一不是以原告在2020年之前不退休为前提的:

——公司法研究所单独设立博士点和学位委员会。原告现任公司法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席,任期四年,自2017年10月起算。

——原告在中欧法学院招收而未毕业的博士生转到公司法研究所,这些学生将在2018-2020年分期毕业。

 ——2017-18学年,公司法研究所招收第一批博士生,事先公布的招生和培养方案都是以原告在2021年之前不会退休作为前提的。在要求原告退休之后,被告仍然以原告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名义招收2018学年入学的博士生!

 

3.2. 在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期间,被告出于打击报复之目的,无故停发原告12个月的工资(证据6),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至今未赔偿。

3.2.1. 2015年4月28日,原告通过微博公开批评中欧法学院无故停发员工工资两个月(证据7)。第三天,除原告之外,中欧法学院其他员工的工资都发了。自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被告停发原告工资、奖金整整十二个月,被告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虽然,被告已经在2016年3月补发了原告的全部工资,但仍拖欠原告2015年年度奖、2016年年度奖、原告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津贴和法定赔偿金。

 

3.2.2. 原告及其所在单位一直与被告交涉,要求补发拖欠的奖金和赔偿扣发工资、奖金的损失(证据8),共计56万。 2017年8月,学校纪委书面确认:“继续调查这一问题”(证据9)。2018年1月,学校纪委副书记范分社与原告面谈,表示会继续处理,要原告继续等待。

被告无正当理由而停发原告工资13个月,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违法行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三年来,原告穷尽校内解决争议的一切途径,与石亚军书记、朱勇副校长、人事处、纪检监察处恳谈20多次,每次都能获得一脸真诚的许诺,事后却总是杳无音讯。鉴于被告缺乏基本诚信,原告不得不请求法院裁定被告补发原告奖金、导师津贴,赔偿原告因工资、奖金和津贴被扣发而造成的损失。

                       

     此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原告:方流芳

2018年2月18日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3),第二条

“.....副教授、副研究员以及相当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家,经所在单位报请上一级主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但最长不超过六十五周岁;

教授、研究员以及相当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家,经所在单位报请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或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批准,可以延长离休退休年龄,但最长不超过七十周岁;

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休退休,继续从事研究或著述工作。"

[2] 2015年,人社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宣布,将在“2017年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南方周末(2015年3月10日)http://infzm.com/content/108165);随后,媒体刊登了据称是人社部拟定的“人社部渐进式退休时间表”(http://www.cnrencai.com/shebao/zhengce/258911.html)。从一刀切的退休年龄过度到政策指引的、弹性的、合同约定的退休年龄,这是中国应对整个社会老龄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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